李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
⊙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制造业出现局部困境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工资上涨
主持人：近来，有关中国制造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报道时有耳闻。有分析人士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工资上涨等原因。有人甚至认为，劳工工资增长过快已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构成了威胁。二位怎么看？制造业的困境与工资上涨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赖德胜：目前，我国部分制造企业面临经营困难，这是事实；而职工工资不断上涨也是事实。但就此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不能这么说，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先看我国制造业情况。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我国经济实现腾飞的最大动力。可以这样说，制造业是中国经济30年保持近两位数增长的重要“法宝”之一。
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0956亿美元，首次在总量上超过日本，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制造大国。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总规模已位居世界前茅，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制造业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在广东省，来自工商部门的数据表明，2007年年底，广东省港资制造类企业比2006年同期缩减1.3%。外资撤离广东等地的风潮正暗潮涌动。更让人吃惊的是，有少数外企甚至躲开监管而偷偷撤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而让人深思的是，这些撤资企业几乎都打着劳工成本太高致使企业无法承受的名义。他们声称，日益高涨的劳工成本是企业无法承受之重。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但由于工资上升引起的企业用工成本提高，进而对他们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李长安：从企业管理角度看，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职工工资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但是，一味地把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归咎于工资成本压力，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我认为，劳工成本上升使得中国制造业陷入困境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成本上升只是导致部分制造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进一步分析，这主要有以下几大原因。
首先，职工工资的上涨，基本上属于一种恢复性上涨，是对长期以来工资过低的一种纠正。而部分制造企业出现工资上涨压力与企业的工资管理失当有关。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份报告，2000年至2006年，我国居民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11.2%，工资平均增长速度为11.6%，但同期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9.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5.5%。
与此同时，从2001年至2006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1.5%下滑到40.6%，营业盈余及固定资产折旧的占比从34.5%上升到44.8%，生产税净额从14.1%上升到14.6%。这说明什么呢？
其次，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生产链条中处于低端，本来利润就很稀薄，所以工资上涨给企业造成的压力就显得尤为沉重，这和企业竞争力的培养以及这种竞争力是不是有持续性有关。
比如我国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纺织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3.9%，而且该行业大多数企业利润率连1%都不到。其结果，国内纺织企业中，每六家就有一家亏损。企业盈利能力底，必然对包括工资成本上升特别敏感。
最后，一些外资企业转移，考虑更多的是综合投资环境，而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一项。
投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等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投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外汇储备的不断攀升，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正在让位于注重出口与进口协调的综合型发展战略。
而我国在引进外资策略上，一改过去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不加区别引进的做法，开始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对制造业向高端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充沛低廉的劳动力仍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所在
主持人：一些制造企业把工资上涨看作其经营困难的主因，这确实有逃避其经营责任的嫌疑。反过来也证明，部分企业靠压低工人工资的办法，甚至长期以来把工资压到了非人性化的地步，这样的企业撤走也罢。因为，企业不从改善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终究是要被淘汰出局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劳动力情况怎样？是否依旧丰富而廉价？是否还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而工资上涨是否会动摇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根基？
李长安：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战略的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多，劳动力便宜，同时又稀缺资本。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我国最早得到迅速发展的就是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征的加工制造业，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30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如今，制造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其增加值占我国工业产值的近80％，从业人员占8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的约40％、财政收入的50％、外贸出口的80％。
但历史也证明，与工资上涨相比，低工资对企业的危害更大。劳工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并不符合企业稳定发展的要求，反而会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首先，会恶化劳资关系。低工资的直接后果是诱发工人丧失工作积极性，产生“偷懒”行为。为了防止工人偷懒，企业势必使用各种监督措施，少数甚至采取“强迫劳动”的非法行为。这样的结果是，企业的监督成本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加，而劳资矛盾也只能更加尖锐，纠纷不断。
其次，会损害企业的效率。在低工资制度下，企业不愿意支付职工培训费用，而许多职工又无力自费参加培训，致使我国劳动者的素质难以得到迅速提高。于是，我国虽号称“世界工厂”，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长期处在世界生产链末端，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再次，会导致跳槽频繁。低工资难以提高工人对本企业的忠诚度，人才流失严重。许多企业别说留住人才，甚至普通工人也难以挽留。比如自珠三角的“民工荒”，虽原因很多，但工资低下是其中的主因，却勿容质疑。
最后，会使缩短企业寿命。有研究表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是40年，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年。国外像福特这样的“百年企业”数量众多，且大多成为跨国巨头；相比之下，“百年企业”在中国却屈指可数，能够越做越大乃至跨国经营的更是稀少。
赖德胜：目前我国的工资上涨原因比较复杂，对制造业的影响更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审视。
除了职工显性工资上涨外，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体现在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上。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则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诱因。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保障也是一种收入。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无论是在对职工保障的范围上，还是在保障水平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解除广大职工“后顾之忧”的同时，企业的社会负担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增加。
按照制度设定，我国社会保险的综合缴费率为40.8%，其中企业负担29.8%。实际费率远比制度设定得要高。比如，养老保险的制度设定费率为28%，企业负担20%。但在一些地区，仅企业负担比例已经达到或超过28%。一些企业对社保负担沉重的抱怨也就来源于此。
不过，即便如此，我国劳工的成本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比较优势。看待中国的劳工成本，不仅需要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还需要从横向的角度来比较。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工资水平不仅在绝对额上要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在增长速度上也不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见，中国的劳工成本实际上依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
比如目前美国劳动力的平均小时工资接近18美元，既使是最低工资标准也接近每小时6美元；号称“福利国家”的德国工资成本更高，目前德国西部工人工资是平均每小时27.87欧元，而东部地区是17.37欧元；即使是在和中国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墨西哥，其平均小时工资也达到4美元。
而目前中国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绝大多数连1美元都没有。而以中国平均工资数来评估，在制造、建筑和服务业，中国劳工的小时工资只有印度劳工小时工资的60%至80%。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强“世界工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主持人：应该看到，劳工工资上涨对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发展确实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去应对这种挑战呢？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何去规避劳动力成本增加与企业发展的矛盾呢？
赖德胜：从积极意义上说，增加工资可以有效地提高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效率。经济学中有一个效率工资理论，揭示了劳动者工资水平与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如果支付给劳动者比市场更高的工资，企业反而能取得劳动总成本最小、利润最大的效果.
支持该论点的理由有很多，美国经济学家戴维o罗默列出了四个最重要的因素：更高的工资能增加工人的食物消费，改善工人的营养状况；更高的工资能提高工人的努力程度；更高的工资能提高工人其他方面观察不到的能力；更高的工资能培育出工人对厂商的忠诚；在宏观层面上，增加工人工资，可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改善他们的消费结构。这对当前走出当前消费不足的经济困境无疑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工资上涨带来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尽快消除制度上的信息不完全和不透明，让内外资充分了解我国继续大力发展制造业的信心和决心。
此外，加快制造业升级改造步伐，提高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应对工资成本上升最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那就是制造业在升级改造过程中的技术选择，依然必须从中国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出发，认真处理好产业升级与扩大就业的关系。
这需要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是努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步伐，为制造业技术升级改造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基础；二是选择适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适用技术，切忌在技术选择上一味地追求高精尖，尽量发挥投资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当然，尽快形成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梯度开发路径，是延续和保持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有效办法。
李长安：增加居民收入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目前我国工资上涨的社会压力很大，居民对涨工资的预期强烈。如何防止工资上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应该引起调控部门的关注。
据统计，去年全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5.4%，均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近些年比较罕见的现象。此外，随着新劳动法的颁布和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日益扩大，工资上涨的强制力正在逐步形成。
因此，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工资成本上升过快给制造业乃至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劳动和资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那么当劳工成本上升的时候，企业主就更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减少就业人数。在当前我国就业压力日益沉重的情况下，扩大就业的战略目标就会很难实现。
另一方面，工资成本的上升正在成为物价上涨的又一潜在因素，工资上涨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同样不可忽视。有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企业人工成本的总水平每提高10%，产品的总成本就会增加3%左右，对物价指数的影响大约有1.5%。
因此，我认为，在当前通胀压力条件下，“涨工资”绝不是“一涨了之”那么简单，而是应该把核心工作放在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上面。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让大多数国民实现涨工资的愿望，又可以避免工资与物价出现螺旋上涨、加剧通货膨胀的双重目的。
对我国制造业而言，面对工资上涨已成为未来趋势的确定预期，向现代制造业转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这其中，以信息化改造传统制造业是一条有效的出路。借助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不但是提高制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整个制造业产业水平提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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